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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团-红旗岭农场荒友家园

北大荒-挠力河-完达山-红旗岭-……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我们是一群曾经生活在北大荒58团-红旗岭农场的朋友,那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,影响着我们的一生。尽管我们现在分散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,但那里的山、水、土地、草原,那里的一切,永将留在我们心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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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兰生:在伐木队  

2017-06-12 10:59:33|  分类: 老一辈的追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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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园注:这是一篇非常生动且极生活化的小文,是当时所谓的“随军家属”写下的,她所写下的人和事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,读后如在昨天,如在眼前。


 潘兰生:在伐木队 - 58hongqiling - 58团-红旗岭农场荒友家园

 

 

 

         北大荒的春夏秋三季是开荒种地和收获的季节,冬天的任务就是伐木。北大荒的冬季来得早,9月就开始下霜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 1958年9月22日,八五三农场五分场一队的男同志和炊事班部分女同志,奉命去炮守营伐木。队里只留一个小组的男同志做建房的收尾工作,主要是帮助各家盘炕。

         我家木笼房子南面的墙是9月21日晚上,我拿着蜡烛照亮,丈夫吴震打夜班抹上的。第二天一早,他就跟大家一起去了伐木队。留守小组组长程国安带人用树条、草皮帮我盘了个能睡两人的小炕。炕下边用草皮堆砌,炕面是先铺一层树条,树条上面再抹一层厚厚的泥,然后把靠炕梢处的木笼墙锯个洞,使炕与室外草皮堆砌的小烟囱连起来,炕就这样盘完了。盘好的炕一点也不好烧,根本就烧不干。还幸亏烧不干,烧干恐怕就失火了。也真难为这些从部队转业的同志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,更何况他们过去也从来没有盘过炕。

         我铺在炕上的被褥都是潮湿的,其实整个房子都没干透,我一个人真不想住在那。我本来就有病,想回沈阳的母亲家,领导又不同意,怕家属走了影响男人的情绪。我只能服从,于是就决定和周菊芬搭伴住在一起。周菊芬的爱人赵镇海也是沈阳第八航校的教员,和昊震是一个单位的。在沈阳时,我并不认识小周。但一同到了陌生的北大荒后,倒颇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。她为随丈夫到北大荒,辞掉了在沈阳铁路局的工作,现临时在五分场新组建的银行做事。我们在一起,她上班我在家料理家务。有一天不知她怎么搞到一小铁筒猪油,用这筒猪油烙了三四十个酥饼。我们一商量决定去伐木队看吴震和赵镇海。说去就去,第二天11月19日早晨,踏着头一天晚刚下的小雪,带着酥饼出发了。

         我们根本不知道伐木队在哪组,反正当时只有一条通往外而的土路,我们就沿着这条路往前走,路的两边是树林和草地,可能也有野兽,不过于我们没碰到。走着走着,我们走到了一分场招待所(1956年建场时建的),在那吃顿饭。打听好了道,继续前进。按照他们说的路线,我们先向六队方向走去。到达向六队拐弯的路口时,我们己经走了三十多公里,确实感到很累,我们就在路边坐下休息一会儿。这时太阳已经落山,说实话。我们真不知该怎么继续走。就在这时,一辆解放牌卡车停在我们面前,也不知是司机主动停的还是我们招手了,反正车是停了。司机看见我们坐在路边,就问我们上哪,我们说去伐木队。司机爽快地说:“上来吧。”真可谓上帝保佑,这是伐木队第一天通汽车,就让我们赶上了。我们蹬着车轮爬上了敞篷车厢,别提有多高兴了!到了八五三伐木队指挥部,一位年轻的男同志问明情况后说:“你们两个女同志,天这么黑,怎么去?”于是他派一个小伙子背着枪把我们送到了五分场伐木队驻地,这里是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。

         五分场伐木队有两栋长长的用大约30厘米粗的树干搭建的木笼房子,共住着五六十人。我们被带到其中一栋房子前,看见房子的一头锯出一个供人出入的口,关着一扇简单的门。我们进门后看见两边是长长的对面铺,中间通道上有一条直径为五六十厘米的“火龙”——这是烧火取暖的长炉子,烟囱是从山墙的屋脊伸出去的。男女都住在这对面铺上,这里就是大家除上工、去厕所外的一切事情的活动场所。靠近门口处的一边是女同志住,挨着她们的是有家属的两口子住一起,其余的地方都是男同志住。这里共住三十多人,我和周菊芬就分别住在吴震和赵镇海的旁边。大家好像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感觉,很自然。

         我俩的突然到来,使大家感到惊喜,都说:“你们俩怎么来了?”屋里顿时热闹起来,连烛光都好像更亮了。我们把小酥饼分给大家,看着大家吃得津津有味,我俩特高兴。

         那时大家每天吃的是高粱米饭,盐水煮冻萝卜条,干的都是伐木重体力活,能不想改善一下吗。早晨3点半大家就上工了,天还没大亮,伐木的号子声“顺山倒”“横山倒”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。伐的树有一个人都搂不过来的大红松,也有水曲柳等硬木。伐木时稍有不慎就会被砸伤,就是让树枝剐一下,或者让树干碰一下都会伤得不轻。险情经常发生,大多数人都经历过。我最怕听到喊医生,因为一喊医生准是伤着人了。现在想起来,那真是在玩命。天还没亮,谁能看清楚树的倒向,大家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

         周菊芬住几天就回去了,她要上班。我则留了下来,回去也没事,留下来可以给大家缝补衣服。在树林里走来走去,每天都有人剐破衣服,需要缝补的衣服很多。大家都上工后,我边补衣服边烧“火龙”,等大家下工时屋里就暖和了,烤烤手套、鞋子,热点水、饭都很方便,不用他们回来现生火了。大家吃完晚饭后,可安心在铺上借蜡烛光统计一天的劳动成果,算算一天下来伐了多少立方米的水头,好上报。晚上有时也开会、学习。有一次不知传达了什么文件,说北京要盖万人大会堂,需要炮守营的木料,还说要过上四菜一汤的共产主义的生活……大家听了很兴奋。

         我就这样一直到化冻时才和大家一起下山,用现在的话说,我是志愿者,不拿薪酬。每月自己付6元伙食费,我过得很快活。

        我们在伐木队过了1959年的元旦和春节。过节期间不知他们从哪里弄到了面粉,班长王瑞坤想给大家蒸顿馒头。这树林里是比外边暖和,可伙房是四面漏风,达不到使面发起来的温度。炊事班长想办法搞到了小苏打,用小苏打和面蒸馒头,蒸出的馒头虽然不暄,但大家吃得还是很香。我们还吃过一顿大米饭,吃时不限量,南方人特别喜欢吃。赵镇海是上海人,多打了点儿,吃完一顿留下一碗,没想到被查出来没收了,大家一笑了之。这期间,我们还吃过狍子肉、野猪肉和黑瞎子肉。狍子肉肉质很细,是这些肉中最好吃的,野猪肉、黑瞎子肉质较粗,还有股松树油味,不过总算开了荤,也体会了领导千方百计为大家改善生活的心意。

         说到元旦,我还要补上一笔。在1958年最后一天,12月31日,隔壁青年班的小伙子们年轻气盛,下工前要再伐一棵树迎接元旦。没想到,这棵树倒下时往后坐了一下,正好压在杨允克的一只脚上,脚当时就歪下来了,脚脖子被压断了。大家急忙把他抬到指挥部卫生室处理一下,然后送到当地八五二农场医院。当时医院也是木笼房子对面炕,医疗设备也极简陋,治疗条件可想而知。元旦后,我也到八五二医院看一次病。到医院后,听一位躺在铺上的病人说厕所里有一只脚,我马上意识到那是杨允克的脚被锯掉了。几个月后,我们在五分场一队再看到杨允克时,他其中的一条腿只留下一只卷起来的空裤筒了。在治疗过程中,腿一次次被感染,一次次被锯短,最后锯到大腿根。细想起来,在那样的条件下失去一条腿,保住命就算幸运。有些人则长眠在炮守营的山上,与山林为伴了。我曾在山上的路边看到一些坟,坟前插块木牌,上面写着墓中人的名字。听说有一个伐木点的木笼失火了。房门是向里开的,求生的欲望使大家都挤在门口,一个也出不去,结果都葬身大火之中。从那以后,房门都改向外开,一旦失火可以逃生。

         五十年多过去了,在伐木队仅仅3个月,至今记忆犹新。寒冷又温暖的原始森林,茂密的参天大树,坚固粗糙的木笼房,苦干乐观人们,纯真的心灵,单调的生活……无怨无悔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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